董仲舒的礼乐教化思想

2016-09-12          发布：[纪检监察]

董仲舒生活于两千年前的西汉，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其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学者们仍在研究和探讨。而他的礼乐教化思想，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价值。

首先，董仲舒认为，道是适于治理国家之路，仁义礼乐皆是其具体手段。乐，是用来变民风、化民俗的；用乐来变民容易，化人也显著。因为音声发于和气而本于情感，接洽于肌肤，深植于骨髓。礼乐教化树立，则奸邪都会停止，因为其堤防完备；礼乐教化废弛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禁止，是因为堤防崩坏。古代王者深明此理，所以治理天下，没有不以教化作为重中之重的。以仁德化民，以正义教民，以礼仪节制民众，所以即便刑罚很轻而都不犯禁，就是因为行礼乐教化而习俗醇美。

其次，董仲舒指出，不可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在此情况下，就譬如琴瑟不调，必须解开更张，才可以弹奏；为政而政令不行，必须改变而更化，才可以治理。更化则可善为治理，善为治理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王者所应当修饬的；五者修饬，故国家受天之福祐，而鬼神之灵得飨，仁德施于四方，延及群生。董仲舒的更化思想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对于今日中国乃至世界之社会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董仲舒指出，无论官制还是旌旗之制，都是有法可循的。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如不学而自知。然而常玉不雕瑑，便不成文采；君子不学，则不能成德。他指出，圣王治理天下，年少则学习，长大就能即位，以爵禄养臣民之德，用刑罚惩戒其恶，所以人民明晓礼仪而很少犯罪。

这里实际上指出，作为政府官员及各阶层管理者，应该善于从小学习礼乐，所谓君子不学，则不能成德。年少好学，长大后自然能够以德配位，善于用爵禄和刑罚来治理国家，服务百姓，百姓也会明礼知耻，不会以下犯上。

第四，董仲舒认为，汉代并有天下，四方咸服，天下太平，更需将恩泽施加于百姓。如果能够诚信于内而行之于外，那么就与三王无异了。这里实际上启发我们，国家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明之时，应该将更多的社会福利分配于人民，使得人民生活富裕，然后予以礼乐教化，民富而知礼让，则国家必然会更为强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就大，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也会更大。

第五，董仲舒认为，汉武帝夙兴夜寐，忧民求贤，须注重平素养士。而养士之大者，莫大于太学；太学，是贤士之所相关，教化之本源。他建议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次考问以尽其才能，英俊人才可得。另外，郡守、县令，是民之师帅榜样，是承流泽而宣教化的；所以师帅如果不贤，那么上德不宣，恩泽不流。

这就启发我们，兴建太学是一方面，同时关键还要有名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名师才能出高徒，所以选择名师也很关键。此外，政府官员也很关键，如果他们能作为人民和士子的榜样，贤德仁爱，以身作则，行礼乐、宣教化，则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

第六，董仲舒指出：“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即，不要仅以在官时日作为功绩考核指标，应该以考察贤能为上，要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根据德行而厘定官位，那么廉耻和贤能不肖就各处其位了。董仲舒也提出了具体措施：要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太守）各自选择吏民之贤能者，每年各贡二人，且以此观大臣之贤能；所贡为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如此，诸侯、官吏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任官。

不单以资质作为考核工作的指标，而是以是否贤能为主要因素，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根据德操而评定级别，这样的官员考核方式对今日之考核官员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将官员举荐人才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标准，所贡为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对于今日考核官员也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七，董仲舒指出，古代有修教训、行教化之官，务必以德善来教化人民，人民大化之后，天下便常无一人获刑。而当时却没有行教化之官教化人民，所以人民背弃礼仪而为财利而死、犯法者众多，一年竟然成千上万。这就启示我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也应该以德善对人民进行教化，使得人民懂礼仪、守法度，从而降低社会犯罪率。

第八，董仲舒建议朝廷治理天下应该注意谨言慎行，以感动天地，尽小而大，慎微而著，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他说：“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由此，他总结道：“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即，积累善德而名声显赫，德业彰显而身处尊贵，这是尧舜浸明浸昌之道；桀纣暴虐怠慢，谄谀残贼之人都受到进用，贤良智慧的人都隐藏起来，罪恶一天比一天显著，国家一天比一天混乱，他们却依旧安然自得，自以为如日在天，终于逐渐败坏以至于毁灭。那些残暴不仁的君主，并不是一下子就灭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作为政府官员，应该谨言慎行，“尽小而大，慎微而著”，“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这些思想无疑在现代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第九，董仲舒认为各朝各代都会有过失偏颇，主要是时代环境及人为因素所造成，而非道之过失，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道是人无法改变的，应该顺承道和天命，制礼作乐。同时他提出“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的思想，即继承治世的，他们的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他们的道是要改变的。

第十，董仲舒认为根据天理，所受大者，不得取小。如果官员与民争利，便是受大而取小，便会造成人民愁苦衣食不足，民不聊生，社会犯罪率激增。做官的人仁义，人民自然就爱好仁义，风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好利，人民也就不正直，风俗就会败坏。

他明确指出，国家官员身处高位，高官厚禄，凭借富贵之资财势力，与人民争利，人民如何能争得过？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穷急愁苦；穷人穷急愁苦而处在上位的人却不救济，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会连死都不怕，又怎会害怕犯罪！这就是即便刑罚繁多，奸邪却不能禁止的原因。

对此，董仲舒特别于《春秋繁露》提出了“调均”方法，这也是其针对当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而提出的治国经济方略：

“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

董仲舒引用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点，明确指出，如果有积累厚重，那么就必然有损耗空虚。过于富裕就会骄纵，过于贫困就会忧愁，忧愁就会做盗贼，骄纵则容易暴虐，这是人之常情。因此，圣人见到社会混乱的现象，就知其所产生之原因，所以创制为人之道而分别上下，使得富人足以显示高贵而不至于骄纵，贫困者足以养活家口而不至于忧愁，以此作为制度而调均财富，所以财物不匮乏，上下相安无事，因此容易治理。

董仲舒的调均思想，应该说对于当今社会治理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另如周桂钿先生所总结的董仲舒的几项建议，如建议减少赋税，减少劳役，让人民生活过得好一些；建议限制占田数量，堵塞并兼之路；建议取消盐铁官营，不与民争利。这些建议都很值得学习、思考。

第十一，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的最后，提出了闻名后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实际上是将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统治思想，从思想角度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其现代价值在于，治理国家，应该有一个一贯的思想贯穿，然后才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法度严明，民知所从。如果师不同道，人不同论，百家不同方，意旨各不相同，国家就无法保持统一；法令制度数次变更，民众便不知如何遵守。

总之，从以上十一个方面来看，董仲舒的礼乐教化思想还是具有很重要的现代价值的。它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充分予以参照和借鉴，从而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社会教化，提高国家民族整体道德水平，进一步促进国家繁荣稳定、人民幸福、社会和谐。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