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镰：一生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2020-08-20          发布：[纪检监察]李婷

      学人小传

　　杨镰（1947—2016）辽宁辽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山西大学特聘教授（黄河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院兼职教授。著名西域文化专家、探险家，元代文学研究专家，多年从事新疆人文地理研究，常年在新疆各地考察和研究，对丝绸之路上曾经辉煌又被流沙掩埋的楼兰古国、小河遗址等做过艰辛考察，重新发现并揭开了许多鲜为人知之谜，为认识西部的历史与现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出版学术专著《贯云石评传》《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元诗史》《元代文学编年史》等，发表论文《坎曼尔诗笺辨伪》《元佚诗研究》《元诗文献辨伪》等，主编了《全元诗》《全元词》《中国历代僧诗集》等重大课题研究项目，出版元代文学文献校勘整理《草堂雅集》《张可久集校注》等多种。承担“新疆绿洲文明”国情调研，著有《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最后的罗布人》《黑戈壁》《发现西部》《新疆探险史图说》《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等，以及专题文章近百篇。出版了长篇小说《千古之谜》《青春只有一次》《天山虹》等，主编“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中国西部探险”丛书。

　　有人说，杨镰是新疆历史文化虔诚的追随者。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他平均每年要往新疆跑两三次，一生多达八十余次去那里考察和探险，年复一年，乐此不疲、无怨无悔。新疆，成就了杨镰做一名复合型学者的梦想。

　　奇 缘

　　1968年3月的一天，远在新疆哈密的伊吾军马场，想要在北京海淀和丰台两区招收108名初高中毕业生，到天山脚下当牧马人，接受再教育。杨镰的几个朋友闻讯，自作主张，替他也一同报了名。正是这样一次冲动的选择，决定了杨镰的一生。

　　从此，杨镰与新疆结缘。那时，他才21岁。

　　3月18日，杨镰一众坐上西行的列车，离开京城。伊吾军马场的场部所在地，叫松树塘，位于天山南北两道大山之间。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抬眼望去，常青松柏遍布山野，高耸雪峰近在咫尺。

　　在松树塘的四年，杨镰做过农工，放过马，当过保管员，管过食堂。1972年，全国高校首次招收工农兵学员，招生考试的作文题目是“身边的英雄”，杨镰得了哈密考区的最高分，被新疆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录取。1975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市郊六道湾煤矿，做共青团、知青办等工作，直到1981年才回京。

　　这13年的新疆生活经历，成为杨镰受益终生的宝藏。

　　然而，人生难料，世事无常。2016年3月31日傍晚，从新疆吉木萨尔前往伊吾考察途中，杨镰遭遇车祸不幸遇难，享年69岁。

　　如果说，1968年3月去伊吾牧马，是杨镰与新疆结缘的起点，谁又能想到整整48年后的2016年3月，他回归伊吾考察，竟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生命刚好走过一个完美的过程，最终又回到了起点。”杨镰的夫人张颐青百感交集。

　　初 探

　　1982年，杨镰的中篇小说《走向地平线》在《当代》第6期上发表，并获得该刊年度优秀奖，奖金800元。

　　那天，参加完颁奖回到家中，杨镰便与张颐青商量这钱怎么用。思来想去，他们决定：用这800元，作为杨镰第一次环游塔里木考察的经费。

　　杨镰兴奋得一夜没合眼。

　　1984年7月11日，杨镰从北京来到乌鲁木齐，乘坐新疆铁路局宣传部提供的便车前往塔里木，开始了他梦寐已久的探险考察之旅。

　　50天的探险考察，充满了艰辛与新奇。杨镰乘便车、班车，骑马、骑骆驼、骑自行车，甚至步行，才走完全程。他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渡过塔里木河的格资库姆渡口荡舟，在黑水大营遗址寻访古迹，在民丰县城结识重塑人生的文学青年，在河床深陷的安迪尔河攀附浮木走过河滩，在古老的村落江格萨伊、瓦石峡、塔堤让与民族青年结伴同行，在博斯腾湖乘科考船前往大河口，在南疆铁路即将通车时与铁路修建者、策划者同处途中的一个小站……

　　到达若羌县米兰镇，杨镰的考察已近终点。在这里，他结识了几位年过百岁的罗布族老人——库万·库都鲁克、塔伊尔和热合曼·阿布拉等，他们身上那种浓郁的历史文化特质，深深吸引了杨镰。于是，杨镰后来一次次重返米兰镇，在罗布人聚居的村落做客，成为他们的挚友。

　　从此，在杨镰心中，新疆不再只是一部打开的书、一集正在播出的电视剧。他已不满足于仅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和信息，而是渴望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亲身探究和见证新疆的历史奥秘。他渴望像斯文·赫定那样，走进沙漠之中，自己去实践，自己要创作。

　　杨镰在《在书山与瀚海之间》中自述：“研究就是‘发现’，而‘发现’是以文献（古今中外）与抵达实地的现场感为共同支撑。”他还经常说：“在北京做文本研究感到思维枯竭、身心疲惫的时候，就想往新疆跑一趟，一到那儿，灵感就会冒了出来！”

　　亲人与朋友都知道，杨镰总会在家里存一笔现金，以备随时动身去新疆。

　　履 约

　　塔里木探险考察之后，杨镰有了更多打算，他称之为自己“与新疆的60个约定”。

　　杨镰设计了必须亲临考察的60个地点，包括民丰尼雅遗址、和田千年绿洲约特干、玛札塔格、沙雅阿克塔利亚、莎车黑水大营、尉犁大西海子水库、民丰县城、通古孜巴斯特、博斯腾湖、楼兰古城、沙漠腹地的喀喇墩和阿提米西布拉克等。

　　从踏上塔里木之始，到最后走遍这60个点，30多年的探险、考察和研究，最吸引杨镰的不只是自然风光，更多的还是那里的人文景观。

　　杨镰一直把“西部人”置于研究考察的首要地位。“人的焦虑可以焦灼生烟，人的期盼能够再造情感。我对中国西部的关切，实际上是对西部人的关切……把人的历史命运调制到观察的最佳视角和准确焦距，把那大漠呀，绿洲呀，考古呀，地理呀……统统还原为人类社会发展背景的出发点。”

　　利用考察的空隙，杨镰总要在驻地附近的街头、学校、菜市场和旧货市场转转，去看看那里的孩子与老人，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状态、精神面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2006年8月，杨镰组织学者专家考察新疆库鲁克塔格山中的一个绿色村落——乌塘。那是个维吾尔族聚居的村庄，方圆150公里内都没有人烟，生存需求的水源仅靠一条小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回忆：“就在这样一个孤独的小村子里，当地仍然办起了简陋的小学，有一名维吾尔族教师，本来几次可以调离，但他却出于对孩子的热爱而坚持教学。最令人感动的是，学校虽然没有音响，但还是坚持举行升国旗仪式，就用一个放在地上的卡带式录音机放国歌。”

　　面对此情此景，董炳月亲眼看到杨镰流下了眼泪。临走时，考察队给学校捐了一笔钱。

　　杨镰还深深地思考着新疆的生存环境问题，把新疆生态的历史变化与现实状况联系起来——

　　塔里木最后的淡水湖博斯腾湖出现微咸水质，步罗布泊后尘成为盐湖，会不会面临新的困境；和田绿洲一个村落，每天早晨人们都要清理掉半米以上的积沙，才能进出家门；移动沙丘距离民丰县城只有几公里；昆仑山的牧民生活亟待改善……

　　杨镰非常关切罗布人。他想搞明白，在这跌宕起伏的百年间，苦守故址废园的罗布人是怎样度过的？

　　罗布百岁老人——热合曼·阿布拉的一生联结三个世纪，如同一部罗布人的活字典。在与杨镰结识后的20多年里，他带领杨镰探访了阿不旦、老阿不旦、奥特开提干乌依等一系列遗址，重温罗布人在阿不旦度过的日子。杨镰也由此抵达了罗布人最后的伊甸园和内心世界。

　　一个世纪以来，阿不旦村的第一位来访者就是杨镰。热合曼逐一为杨镰指点和介绍他父辈生活过的地方：每一个破败的茅棚，每一条小路旁，每一个沙包之下，就是一个罗布人的家园。

　　在几次前往喀喇墩古城途中，杨镰发现在沙海之中至少还有六处村落，农田、井渠的遗迹，如同一幅栩栩如生的生活画卷展现在眼前。在一处房舍，他惊喜地见到先民挂在木门上的古铜锁。

　　这些实地考察，消弭了杨镰与新疆的距离感。他说：“只要关系到人与环境，就不存在盲点。”

　　从荒沙掩埋之下，中外探险家寻找人类失落的文明，探及人类文明之所以失落的原因。杨镰认为：“终极原因是沙埋古城、沙埋文明，是在荒凉已久、人气散尽的沙包荒滩，发现了‘上一个文明梯次’的遗迹。在绿洲区域，保护水源，就是保护人类文明。在绿洲区域，人类最大的敌人正是人类自己。”

　　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被视为新疆探险发现的起点，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如今，一个世纪多过去了，在从事新的探险发现的同时，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新的思考，以期提升探险考察的实践与人文地理研究的学术水准。”杨镰有自己的深思熟虑。

　　元 诗

　　除了圈里人，很多人并不清楚杨镰的主业是研究元代文学和文献。其实早在1985年之前，他就立志要编纂《全元诗》。

　　这个大胆的想法，源于前辈学者孙楷第先生。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戏曲理论家、版本目录学家，对小说、戏曲版本目录非常熟悉。孙先生曾想编撰《全元诗》，但是限于当时条件，直至去世也未能完成这项工作。

　　孙先生住在北京建国门外永安里，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不远，步行过去也就十来分钟。于是，杨镰时不时就去拜见孙先生，请教元代诗词以及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时，古代文学界研究元诗的人很少，元代文学体裁中，元诗历来被人忽视，尚无总集，研究难度相当大。

　　然而，杨镰却对元诗情有独钟。基于对元代文学发展情况的了解和熟稔，他认定这是一项重大空白。

　　在元诗里，大有可为。

　　在孙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杨镰从研究元代诗人贯云石开始，逐渐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和广阔的天地。

　　从此，杨镰成为各类图书馆的常客，经常是一整天一整天地泡在善本室里。清末著名藏书家丁丙的“八千卷楼”藏书，全部收藏于南京图书馆，这是元人文集的渊薮。于是，杨镰经常去南京查阅，每年要往返几次。

　　张颐青介绍：“在编辑《全元诗》过程中，杨镰翻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不放过任何可能保留元人诗作的书籍，如一些边边角角的农书、医书、画册题跋、碑帖……甚至连一些流传到国外的孤本，他都搜猎到了，真正做到了皓首穷经，勤勤恳恳，不辞辛劳。”

　　凡是去过杨镰家的人都知道，在2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客厅里，依墙的一长排书柜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抽屉一抽屉的数万张卡片。这些卡片是几十年来杨镰和张颐青为编撰《全元诗》所做的辛勤记录，字迹端端正正。这首诗在哪个图书馆里，那首诗在哪本书上，他俩清清楚楚，了如指掌。

　　“那个时候，一旦发现了一首元诗，杨镰就让录下来。《四库全书》有了电子本，可以直接下载，但是很多边边沿沿的文献，没有电子本，全靠亲手录入，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发现一个人，就录一个人；发现一首，就录一首；发现一本，就录一个本。然后，在此基础上将所有发现的文献，跟这些卡片做一一校对。”张颐青说。

　　《全元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既是中国社科院A类重点项目，也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断代大型总集、重点图书。从1985年到2013年6月，杨镰担任主编，《全元诗》历时28年终于成书问世。全书多达2200万字，分为68册。这套总集共有17个人参与，杨镰夫妇所做的工作量占其中六成左右。

　　《全元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所涉及的民族诗人非常之多。然而，清人记录元人的名字常常会发生变化，不是把他们名字给修改了，就是按照满人习惯给他们重起一个拗口的名字。如元代后期著名诗人迺贤，一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西域人士，姓葛逻禄，又称作合鲁，汉姓马，字易之，清人改译为纳新、纳延。杨镰对这些变化都要一一加以甄别，分辨作者是同一人，还是不同人。

　　28年里，杨镰尽一切可能收集元诗文献，并且对足以装满一个图书室的元诗文献进行梳理。作为第一读者，他将68册的《全元诗》读过两遍，第一遍是编辑文稿时陆陆续续读过；第二遍则是在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间，他作了全书的校对。

　　“作为断代总集，《全唐诗》收录作品不足5万首，《全宋诗》收录约27万首，经过阅读这套《全元诗》，人们可以发现，元人真是不可小觑。虽然，元朝立国不足百年，统治政权存续的时间较短，却居然产生了约5200位诗人，流传至今者尚有13.7万首诗篇。”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永晓说，“如此宏大的总集编选，杨镰背后付出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若没有杨镰，就没有现在的《全元诗》，是他以几十年的学术功力和积累所做的铺垫，才最终成就《全元诗》。”

　　元诗的意境和美妙，可与唐诗相媲美，从元代诗人、名臣杨梓的名篇《过湖登楼》中可窥见一斑——

　　楼前秋水健帆开

　　楼外凉风舞袖回

　　万里舟航通鸟道

　　四时风雨护龙堆

　　江山如此不一醉

　　岁月几何能再来

　　欲问老髯求铁笛

　　夜深吹上紫兴台

　　今天，当我们欣赏元诗之时，可以感受到，编纂者为这些文化珍宝所付出的巨大心血。

　　求 真

　　20世纪70年代，新疆吐鲁番出土了一件著名文物，叫作“坎曼尔诗笺”。

　　坎曼尔，生卒年大约在公元770年至830年，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地区的回鹘诗人，与元稹、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等同时代，他对汉族文化有相当研究，著有《坎曼尔诗笺》。

　　1971年，北京故宫举办过一次出土文物展览，其间，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两件出自新疆的珍贵汉文文书，一件是唐白居易《麦太翁》诗抄本，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820）抄”；另一件是写于元和十年的三首诗，著“纥坎曼尔”。两件唐代回纥人的文书，受到当时权威专家的充分认可，以此推断在隋唐时期，中原文化已传播至新疆。

　　自此，“坎曼尔诗笺”以其罕见的文物价值，轰动一时，广为人知。当时，凡是涉及新疆历史文化的问题，都可以举其为证，一度成为研究热点。

　　其实，“坎曼尔诗笺”自正式刊布起就有争议，其症结是真伪问题，并使一系列早有定论的问题，变得疑窦丛生。

　　于是，学术界对“坎曼尔诗笺”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除主流看法外，还有一种看法，认定这两件文书是假货，是作伪的东西。

　　杨镰持后一种观点。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从1987年年底，杨镰开始着手调查“坎曼尔诗笺”的发现过程、报道经过、文字内容和历史背景，做了全方位的“探测”，又四次远赴乌鲁木齐，进行具体的调查。

　　杨镰穷数年之功，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写出了文献研究论文《坎曼尔诗笺辨伪》，发表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之上，立即引起学界轩然大波。

　　有人责问杨镰：“‘坎曼尔诗笺’只要对我们有好处，你管它真假干吗？真与假，全看它符不符合政策。”

　　接着，不到一年的时间，《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刊发《有关坎曼尔诗笺辨伪的若干史实》一文，主要内容是批驳杨镰的观点。

　　按照学界的常规，一般是反驳呼应的文章，要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于是，杨镰鼓着劲儿，又写了一篇两万字的反驳长文，题为《坎曼尔诗笺辨伪与西域史地研究》，给《西域研究》投了稿。可是，文章寄出去后，石沉大海，没有了动静。

　　当时，杨镰与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主任等人，正在筹划“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学术考察活动，杨镰就把文章没发出的苦闷，跟马大正述说了一番。

　　马大正问明事情缘由后说：“你把文章给我看看吧。”

　　马大正读后，为杨镰秉乾嘉学派传统严谨考据之功所折服，一层层抽丝剥茧似的论证，是真正下了大功夫之作。他成为杨镰“必伪”之说的信服者。于是，将此文推荐给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刊，在1994年第2期全文刊发。

　　从事后学界的反响来看，杨镰的“坎曼尔诗笺”必伪之说，成为学界共识。新疆主流方面的观点也认为，确有其道理。那两件“坎曼尔诗笺”文书，也从展馆撤了下来。

　　虽然，“坎曼尔诗笺”事件已过去20多年。回忆往事，杨镰生前仍为自己经历了这些而感到庆幸。“‘坎曼尔诗笺’本身就没有一丝可信之处。实际我确实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坎曼尔诗笺辨伪》本质就是一件文书辨伪，真与伪，是迈不过去的天堑。《坎曼尔诗笺》的出现、轰动，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与历史上其他伪品相比，它的幸运与不幸，反映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幸运与不幸。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件具体文书的辨伪工作，它之所以是必要的，还在于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

　　创 作

　　由于家学熏陶，再加上新疆的生活经历，年轻时的杨镰就爱好文学创作。

　　杨镰的父亲杨晦先生，是20年代中期北京重要文艺社团沉钟社的成员，1899年出生于辽宁辽阳一户世代农家，1983年离世。杨晦先生以北京大学在校生的身份，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是最先冲入并火烧赵家楼的几个学生之一。

　　1952年至1966年间，杨晦先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家住在北大校园东门外的燕东园，邻居大多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孙楷第、宿白、冯至等诸先生都住在北大，他们都是看着杨镰长大的。

　　除了学术研究的成果之外，杨镰还创造了多部有关新疆人文地理方面的纪实文学，以及以新疆历史文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在伊吾军马场期间，20多岁的杨镰就写下长篇小说《战马长鸣》，其中篇小说处女作《荒漠幽灵》，发表在1980年文学期刊《边塞》第2期之上。

　　《千古之谜》则是杨镰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43万字，1983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一年，他36岁。

　　《千古之谜》以新疆的探险大环境为背景，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它讲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有一座被考古学家称为“幽灵城”的古文化遗址，多年来时隐时现，寻找并揭开它的秘密，成为近代世界考古学界的一大难题。我国考古工作者出于历史责任感，冲破重重阻挠，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粉碎“四人帮”后找到了这座古城。

　　值得一提的是，杨镰撰写的探险纪实作品《最后的罗布人》，发表于《当代》1998年第3期上，并获“《当代》最佳报告文学奖”。罗布人几乎人人都知道《最后的罗布人》与杨镰。热合曼的遗孀一再提到这部书，她说，在热合曼晚年，《最后的罗布人》与他形影不离。

　　“写小说只是杨镰的副业，我们社科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看专著和学术论文，小说不计在内，在评定职称时，最多也只是作为参照而已。”郑永晓说，“杨镰既有文学才情，也有创作热情，又有这么多年新疆生活的积累和历练，所以他既写小说，又做西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他的主业元代文学和文献研究还有这么多的成果，真的很了不起！”

　　“写作过程，成了我为自己定位的过程。”杨镰说。

　　走遍天山南北，近50年的不懈追寻、求索，留下了跋涉者杨镰的匆匆足迹，也留下了他的汗水与泪水。

　　杨镰曾说：“我急切希望能行走在天山南北的古道，呼吸千年绿洲的空气，感悟深山老林的生机……无论做研究还是搞创作，完全是自己喜欢做的事。”

　　“他一面用严谨、缜密与开拓的治学方法，做着烦琐、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一面又用浪漫与写实的方法，创作着文学作品，同时更是用无限激情与执着的精神，做着探险考察的事业，几方面结合得严丝合缝，融为一体。”张颐青说。

　　“我用六个字来归纳他的人品和学品：执着，认真，坦诚。应该说，他是干一行像一行，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很干事儿的人。”马大正深有感触地说：“一生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又被社会认可，是最幸福的事情！”

　　这，也正是杨镰对自己生活的认定。（作者：计亚男，光明日报高级编辑）